同理心(Empathy)的另一面


(darcylike) #1

1987年10月份,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刚满18个月大的小女孩Jessica McClure不慎摔入她阿姨家后院里的一口井里。事故发生后,德克萨斯州当地的消防队和警队在接到电话后立刻展开了营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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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大约有上百人参与到了对小女孩Jessica的营救活动。在经过了连续58个小时的昼夜奋战以后,消防队员和警察们终于将Jessica从井中救出。当时美国有线新闻网对该事件进行了现场直播,大约有几百万美国人边观看直播边为Jessica祈祷。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说:在营救行动展开时,每一个美国人都成了Jessica的教父和教母。

幸运的Jessica后来得以去白宫,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接见。她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她和她的父母被无数的电视台邀请接受采访。在Jessica25周岁生日那天,她得以开始使用由好心人给她捐款组成的8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

虽然该事故以悲剧开头,但是到最后皆大欢喜,也算有个不错的结局。但是整个事件也值得我们反思: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所发挥出来的同理心,是否理性?

在讨论这个带有一点哲学味道的问题前,让我们先来做下面一个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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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有两个选项:1)救助矿井事故中的矿工;2)增加矿井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以此来救助更多的矿工。我知道,在平静的状态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2)。因为从理性角度来讲,提高安全措施,增加立法和执法强度,防患于未然,能够救助更多的矿工的生命。

但是如果事发突然,在某个矿井发生事故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毫不犹豫的优先选择1),即使1)需要占用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同理心悖论”(Slote, 2007)。因为我们人类是讲感情的,在矿井事故这种争分夺秒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还讨论一个“理性和长期”的救助策略,这就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了。

像救助落井女孩Jessica这样的例子,从成本和效益的角度来讲,其效率是比较低下的。为了救助Jessica,美国德克萨斯当地的警方和消防队出动了几十号人马,连续昼夜奋战50多个小时。这其中的很大原因在于该事件恰好被美国媒体报道,因此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美国其他地方还有多得多的儿童受到贫困或者类似不幸事故的影响,却由于没有被报道而根本得不到任何资源救助。

受同理心影响做出的决策,往往带有明显的感情,价值和喜恶判断。在2010年的一篇学术研究(Decety et al., 2010)中,研究人员就大众对于艾滋病人感染者的态度做了一些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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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结果如上图所示。如果得知艾滋病人是在被输血时不幸感染艾滋病毒时,大众普遍表现出更强的同理心。而如果得知艾滋病人是在吸毒时通过共用针管感染艾滋病毒时,大众情绪则表现出明显的反转,纷纷觉得这样的艾滋病人根本不值得同情,死有余辜。

在另外一项实验(Hein et al., 2010)中,研究人员将被实验的对象分成两组:自家人组(In group)和外人组(Out group)。自家人组中,组员都是那些支持同一个足球队的球迷(比如都是曼联球迷)。而外人组中,组员分别支持不同球队(比如曼联和曼城的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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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在自家人组中,如果其中有组员需要帮助,其他人更加愿意伸出援手(上图蓝色柱子)。而在外人组中,如果有组员遇到困难需要帮助,其他组员则更倾向于自顾自看足球赛,甚至在边上袖手旁观,幸灾乐祸。

这些例子表明,人的同理心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如果他对周围的人更有认同感,感觉他们是“自己人”,那么人就更有可能表现出其仁慈和同情的一面。反之,我们则更有可能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的是,在对“自己人”更愿意释放慈悲心的背后,是我们体内微妙的化学变化。根据研究(Carsten & Dreu, 2012)显示,当我们处于“自己人”团体中时,身体中会自然而然的分泌出更多的催产素(Oxyto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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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所示,“催产素”和多巴胺(Dopamine),血清素(Serotonin)被并称为“爱”的元素(上图love下面的三种颜色),能够帮助人类产生更多的同情心和信任感,也会让人更加友善。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研究显示,催产素由下丘脑视上核和室旁核的神经元合成并分泌,并非女性所特有。相反,男女都会分泌催产素。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你这段不是“废话”么?我不对自己人好,难道对外人好?这样有什么错么?

问题在于,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人的“认同感”是会经常变化,甚至可能被操纵的。由于这种毫无一致性的认同感,导致人做出的“同理”性决定也可能逻辑混乱,甚至自相矛盾。

美国学者Batson在这方面做过不少有趣的实验(Batson et. al., 1995),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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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实验中,实验对象被随机分成几组,然后让他们决定给一个工人分配工作。有两种工作可以分配:奖励性工作和惩罚性工作。在控制组和不煽情组中,给该工人分配奖励性工作和惩罚性工作的“老板”各占到一半。但是在煽情组中,实验对象在做出决策前被要求阅读一段充满感情色彩的工人日记。日记记述了该工人的生活点滴,比如她和男友分手,心情低落等等一些细节。结果煽情组中的“老板”们普遍让这位工人去做奖励性质的工作。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告诉被实验对象:现在有一个叫做Sheri的小男孩,得了重病,生命垂危。作为“医院领导”,你们现在需要做出一个紧急的决定:是否立即将该男孩送入重症急救室抢救。但是在做出这个决定前,你们也需要明白,目前有很多重病的孩子都在等待名单上,排着队等着被抢救。如果你们决定让Sheri插队立即接受治疗,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排队等待的其他重病孩子需要等更长的时间,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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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对象被分为两组:不煽情组和煽情组。在煽情组中,“领导”们被放了一段小男孩的录像,让他们对男孩的病况有更为直观的体会。结果显示,在“煽情”组中决定让这个小男孩插队,立即接受治疗的“领导”比例要远远高于“非煽情”组。

人类的这种反应,在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可识别受害者效应(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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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受害者效应的意思是,如果告诉别人一个活生生的具体例子,比如这个孩子的名字,年龄,性别,家庭情况等,他/她受到捐款和救助的概率要远远高于一个简单的概括性陈述。也就是说,人的同理心,对于具体的,说得出来的人物故事要强烈得多。

可识别受害者效应,解释了为什么有些时候大众的同理心容易被一些“心理大师”进行操控,为他们谋得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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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腾讯微信上一篇叫做《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得到了广泛的转载,为作者带来了2百多万人民币的善款收入。后来该事件发生反转,大家得知原来这是一个带有恶意的公关策划。受害者小女孩虽然确有其人,但文中有很多信息不实,同时其父亲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例子表明,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对于我们人类的同理心的影响,如果被恰当的“煽情工具”加以放大,确实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

很多国家的政客,对于人类的这个心理学偏见非常了解,在操控大众的情感偏向上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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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其受选民拥戴的一个招牌式“美德”就是他的同理心。在一次电视辩论直播中, 克林顿对一位选民说:我可以感受到你的痛苦。这句话使他的人气大增,最后成功当选美国总统。

依靠同理心来做出自己决策的另一个缺点是,其决策往往更加极端和情绪化。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Bloom, 2015)。在这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先让被实验对象读一则美国记者在伊拉克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新闻,然后问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恐怖分子。研究结果发现,同理心越是强的观众,他们选择的应对方法越是极端,更多的偏向于“出兵消灭恐怖分子”这样的选项

通俗的来讲,过多的依靠“同理心”来做出自己的决策,就是典型的“感情用事”。普罗大众感情用事,其损失可能最多是被骗了几百块而不算太严重。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部门的重要领导人,在决定重大政策时也堕入类似的陷阱,那么这种决策方法造成的负面效应就会被放大很多。这些政策会影响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人的生活福祉,在如此政策层面靠“感情用事”做出决策,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总结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我们有感情,有喜好。**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的同理心受情绪波动和环境影响,因此缺乏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由于这种不稳定性,人的同理心也更容易被别人加以利用和操控,从而导致“好心办坏事”这样的悲剧性结果。带着同理心去做出的一些决策和反应,也更有可能趋向于极端,到头来反而让自己后悔不已。

一个聪明人,需要学习并了解这些人类行为学上的偏见,提高自己辨别“煽情营销”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防止自己成为别人感情操纵的对象,在重要的事情上做出更为理性的决策。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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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ssica_McClure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70116/Baby-Jessica-turns-25-unlocks-800-000-trust-fund-wishers-donated-horrific-ordeal-stuck-well.html

Benson, K. (2016). Bloom, paul. against empathy: 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 Library Journal, 141(17), 102.

Batson, C. Daniel; Klein, Tricia R.; Highberger, Lori; Shaw, Laura L. (1995 Jun). Immorality from empathy-induced altruism: When compassion and justice conflic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8(6), 1042- 1054.

Bloom, P., (2015). The Dark Side of Empathy. Retrieved on Dec 8, 2016

Carsten, KW & Dreu, D (2012). Oxytocin modulates cooperation withi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groups: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Hormones and Behavior, 61(3), 419-428.

Decety, J., Echols, S., & Correll, J. (2010). The blame game: The effect of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stigma on empathy for pain. 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22(5), 98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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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 (1995). Attitudes towards people with HIV: Are they as stigmatizing as people with HIV perceive them to be? Social Sciences Medicine, 41, 557–568.

Hein, G., Silani, G., Preuschoff, K., Batson, C. D., & Singer, T. (2010). Neural responses to ingroup and outgroup members’ suffering predi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stly helping.Neuron, 68(1), 149-160.

Singer, P. (1972).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3), 22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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