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优胜劣汰合理么?


(kikidai) #1

上过大学经济学课程的朋友都明白,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一就在于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在其举世闻名的经典《国富论》中提到了“看不见的手”,强调每一个理性人由于其对自己私利的追求,同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帮助社会资源达到更合理的分配。因此要解放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开竞争,优胜劣汰。

事实上,优胜劣汰,物竞天择,似乎也是自然界的天然规律。这条规律的支持者们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竞争,更强的基因才会留存下来,而比较弱的基因则会被大自然残酷的竞争所淘汰。通过一代又一代严格的竞争筛选,大自然中的物种不断进化,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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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时候,这样的优胜劣汰不仅局限于大自然。比如在电影《狮子王》中,小狮王辛巴差点被他的叔叔刀疤谋害致死。不要以为这仅是幼稚的动画片情节。事实上,在狮子的世界里,每一群狮子中只能有一只狮王(所谓的Alpha Lion)。而每当一只新的公狮成为狮王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前狮王的孩子(幼狮)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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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动物中,在人类中也很常见。对这种现象最先做比较充分研究的是英国的科学家达尔文。他将之称之为“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只要在物种中存在雄性和雌性的区别,那么就可能存在性选择,即同种的雄性或者雌性之间为了争夺交配权而产生的同类竞争。在达尔文看来,由于性选择产生的物种内竞争很可能会走向不道德的极端,比如上面提到的新狮王将幼狮杀死的例子。

由于这种性选择产生的种群内优胜劣汰,其可能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产生冲突。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由于自私自利的天性会选择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这样就会导致南辕北辙的进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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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所,上图是一张雄性麋鹿的照片。大家一定注意到,雄性麋鹿的头上有一对非常特殊的角。从个人性选择角度来说,每一头雄性麋鹿都会希望自己头上的角越大越好,因为这样就可以显示自己身强力壮,同时在和其他雄性麋鹿打架时也有更大的优势。这些好处都可以增加自己选择配偶的机会,因此从生物进化角度来说,麋鹿的角会变得越来越大。

但是,从物种生存的角度来说,麋鹿的角越小越好。因为在大自然中麋鹿会受到狼和豹的生命威胁。当麋鹿被狼或者豹袭击时,头上的角小的麋鹿的生存机会更大,因为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同时没有那么重,跑起来比较快。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的例子:照达尔文的理论,最后麋鹿的角的大小在这两种利益的互相妥协中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大也不小,兼顾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

那么这样的例子在人类中是否多见呢?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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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简单的例子,北美地区最热门的运动之一就是冰球。在冰球比赛中,所有的运动员都被要求戴上头盔和护具。如果这个要求不是硬性规定,那么总会有一些个别运动员选择不戴护具。因为不戴护具的话,他们身上的负重更轻,虽然需要面对更大的受伤的风险,但也有更大的机会比别人滑的快,因此在比赛中占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一些举行过的不记名投票中,所有的冰球运动员都投票希望组委会规定每个运动员都要带护具。这就是一个由于同类竞争产生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矛盾的典型例子。从个体利益来说,有些人会认为冒一下不戴护具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一身轻的他会在比赛中有一定的优势(前提是对手都戴护具)。但是如果大家都选择不戴护具,那么整个群体(冰球运动员)的利益受损:因为这项运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更加危险了。所以比较理性的选择是:大家投票决定每个人必须戴护具,这样既保护了运动员的安全,又不失公允,达到了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达尔文很早就看出了由于优胜劣汰而导致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他的《物种起源》中,就提到在个人面对这样的冲突时,他们往往会选择牺牲集体利益,追求个人利益。而这样的例子,在由人类组成的商业社会中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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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类之间的竞赛中,我们比的是排名,而并非绝对水平。也就是说,你跑的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跑的比别人快。曾经(靠嗑药)获得多次环法自行车赛冠军的美国自行车手Armstrong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环法自行车赛中,关键是夺得第一名:拿到冠军后,香车美女奖金荣誉什么都来了,而如果你屈居第二,那么你和第一名的差距可能就是指数级别的。

因此为了获得第一名,很多运动员不惜一切代价。如果有药物可以帮他们保持竞技状态,那么他们也会不惜铤而走险,想尽一切办法绕过药检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Armstrong的嗑药丑闻被曝光后,新闻报道他每次都在比赛前将自己的血液抽出来冻在冰箱里。然后等到药检前再把血液打回静脉以稀释自己体内的药物浓度,藉此以通过药检。其涉及的花样和黑幕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在个人角度看,像阿姆斯特朗这样的嗑药选手不计代价的追求个人利益似乎符合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但是从群体利益来看,这样的个人行为极大的损害了族群生存下去的机会。首先如果每个自行车运动员都需要嗑药才能在比赛中保持竞争力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群药罐子在比赛。其次由于阿姆斯特朗的嗑药丑闻,导致大众对环法自行车赛产生极大的负面情绪,以后每次有个新冠军人们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便是:他有没有嗑药?

个人行为对于集体行为的影响的例子也不仅仅限于体育竞技中。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叫做"cascading effect(级联效应)",指的是由于一个动作引发的后面一系列状况的发生这样一种现象。级联效应在消费习惯方面对人的影响特别明显。比方说,有一个亿万大富豪买了一栋非常大的别墅和游艇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过了一些日子,在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和同事受到这位大佬的影响,在不自觉之中也逐渐升级了自己的消费层次,去购买原本自己并不一定需要的更大的房子或者其他奢侈品。由于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性,这样的消费层次升级一层一层传递下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有潜在的压力需要升级自己的消费需求以保持自己的“排名”。

这让我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那时候我在一家比较大型的跨国企业的伦敦总部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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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有点类似上图中的座位分布),大家都在一个大的房间里上班,因此同事间的互动比较多。有一天一位同事戴了一只IWC的手表来上班(应该是他的生日礼物),在后来的大约半年里,办公室里开始戴IWC表的同事就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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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想想那段往事,那个小型的IWC竞赛让人觉得有些忍俊不禁,但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却毫不含糊。比如如上图所示,美国平均的结婚花费从1990年的1万5千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0年的3万美元左右,但研究显示大家办好婚礼后的快乐指数却没有变。也就是说,这样的花销上升,可能更准确的反应了人们觉得“这是办一个婚礼的必备配置”的心理需求,而非真正提高结婚伴侣愉悦指数的有效消费。

不要以为只是结婚的年轻伴侣面临这样的问题,结了婚生了孩子以后这样的“级联效应”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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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来说,根据2015年新加坡家庭支出调查统计显示,新加坡家庭在课外补习上花的钱为11亿新币。有120万家庭会送孩子去课外补习。这个数字涵盖了90%以上的新加坡家庭。在新加坡介于13岁到19岁的孩子中,高达85%每周至少在课外补习上花4小时。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北京等城市也是类似的。家长们如此热衷给孩子上补习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竞争中可以比别家的孩子有更大的优势,这样有机会进入更好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如果整个群体(比如说每个家长)都把孩子送去课外班的话,那么对于这个集体来说,净效用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和大家都不把孩子送去课外班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送课外班,只是让所有的孩子在课外班上都多花了一定的时间,并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相对的排名。

我希望上面写的内容可以帮助启发大家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纯粹靠优胜劣汰的充满竞争性的社会,是不是我们希望的?在这个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环境之上,我们有没有必要外加一些政府的管制和限制?如果需要的话,如何保证外加的管制是合理的,并且没有给予政府过多的权力和腐败空间?在过去的30年,我们尝到了不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甜头,看到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但同时,也有一些自由竞争的弊端被渐渐暴露出来,比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市场竞争者没有底线丧失道德等这样的问题。因此理性的看待,并且思考上面提到的问题,是符合现在时代的需要的。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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