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mmforever) #1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英雄就有一种崇拜和向往。英雄,虽出于四野,但却往往在关键时候力挽狂澜,决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读到的历史中充满了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原因所在。

个人英雄对于历史的作用,真的有大家印象中的那么关键么?

在非常稀少的情况下,有一些个人(比如希特勒)会对历史的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公众对于个人的影响力估计过高。这种例子在商界和政界都非常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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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Chris Dillow说过:在六十年代就有心理学家发现,我们在试图解释个人行为时,给了个人性格太多的权重,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环境因素。

Dillow提到的这篇研究,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学者Edward Jones和Victor Harris于1967年在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yschology上发报表的研究论文《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在这篇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文章中,作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做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伍治坚翻译:性格分析偏见)。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你在马路上开车,看到红灯停了下来。等了1分钟以后,红灯变绿灯,所以你脚踩油门准备开车前行。这时候在另外一边忽然有一辆汽车闯红灯从你眼前开过。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会认为那位闯红灯的司机是一个莽撞和愚蠢的司机。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那辆车里有一位奄奄一息的病人,因此司机需要在最快时间内将病人送去医院,所以司机在等红灯和救人之间选择了救人。这并不代表那位闯红灯的司机一定鲁莽。

我希望这个例子可以帮助大家理解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含义: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个人性格和素质去解释个人的行为,同时忽略更重要的环境因素。

这样的行为偏见在公众对于个人的历史贡献上非常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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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工党议员Tristram Hunt就说过,公众对于乔布斯的膜拜让人无法让人理解,就好像他是一位创造万物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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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Warwick商学院的教授Nick Chater也提到过比尔盖茨的例子。他说很多人将个人电脑的普及和进步归功于比尔盖茨。在我看来可能的原因是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要解释一个变化越来越困难,因此大多数人愿意接受一个简单的解释原因。而这样的简单解释往往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产生这种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的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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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来说有四个原因:

1) Just World Phenomenon: 为了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天道酬勤,我们往往将个人成功/失败归结于个人原因,而选择忽略环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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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伦敦King’s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Pat Thane就提到过这个现象。她说在我们经历危机(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并且不知道危机发生的原因时,我们会下意识的将危机的发生归因于某个个人的错误,比如Alan Greenspan。这是人在受压力的环境下的一个本能反应,但未必是正确和理性的。

巴菲特也曾经提到过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卵巢理论”(Ovarian Lottery)。

Imagine there are two identical twins in the womb, both equally bright and energetic. And the genie says to them, “One of you is going to be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ne of you is going to be born in Bangladesh. And if you wind up in Bangladesh, you will pay no taxes. What percentage of your income would you bid to be the one that i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fact that societ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your fate and not just your innate qualities. The people who say, “I did it all myself,” and think of themselves as Horatio Alger – believe me, they’d bid more to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n in Bangladesh. That’s the Ovarian Lottery.

假设一个娘胎里有两个双胞胎,他们的基因高度相似,同样聪明。其中一个在美国出生,一个在孟加拉国出生。你愿意花自己收入的多少百分比来争取当在美国出生的那个孩子?当人们在获得成功以后说,“这都是由于我的努力”时,他们都应该想一想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的道理。

2) Salience of the actor: 在我们观察其他人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为那个个人所吸引(比如他/她的外貌,口气,穿着等等),而忽略了其背后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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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英国银行协会的主席Angela Knight就曾经抱怨:由于我经常在电视上回答关于银行金融业的问题,很多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就指责我说这都是我的错。

3) Lack of effort-ful adjustment: 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或者无法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倾向于寻找简单的答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速得到答案(未必正确)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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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Daniel Kahneman说过,人的思维系统可以划分为两类:系统1和系统2. 系统1依靠直观感觉,在短时间内快速得出结论。而系统2则需要经过一定的逻辑思辨,分析可以采集到的证据,并在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得出更可靠的结论。相对而言,系统2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脑力,因此人的懒惰天性决定了大部分人倾向于不经过大脑思考直接用系统1得出很多他们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当然这些结论大部分也都是错的)。

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如果经济差了,我的工作没了,我得出结论:都是外地人/外来移民的错。如果发生恐怖袭击了,我又得出结论:穆斯林是罪恶之源。

4) Culture: 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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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牛津大学商学院教授Jerker Denrell对于大公司CEO的决策过程做过不少研究。他发现现在的CEO和以前的CEO的最大区别在于:以前的CEO工作职能比较简单,而现在的CEO都要满足很多更为复杂的期望:比如他们需要有战略眼光,需要改变公司,甚至为某个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公众倾向于将公司的成败归因于CEO的个人素质,而忽略了其他那些更重要的大环境因素,比如该国经济,政府政策,该行业景气程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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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在政界也很多见。比如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Lord Baker曾经说过,一辆火车如果出轨,可能是由于速度太快,或者铁轨不整,或者司机开小差,等等诸多原因。那么到最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火车故障呢?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原因。

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大家把政治领导人(比如首相)视作管理火车运行的总指挥,而在火车发生问题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指责对象就是首相。但事实上由于实际情况高度复杂,可能谁都说不清到底这列火车开的快或者慢,有多少因素是首相可以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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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里上过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中,人民(而非个人英雄)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当然,本着证据主义的哲学观,我们也不应该完全否定英雄人物对于历史做出的贡献。也许真相就在于这两者之间吧。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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