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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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献来源：Morten O. Ravn & Martin Sola, 2004.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vol. 86(Sep), pages 41-60.
推荐原因：本文研究了三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i)消极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冲击是否 对产出有不同的影响;(ii)大冲击或小冲击的影响是否不同;(iii) 低方差、负冲击是否对产 出具有非对称效应。通过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非对称效应的存在进行检验，本文发现消极的货币供应冲击比积极的货币供应冲击具有更大的实际影响。
引文
本文研究了三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i)消极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冲击是否对产出有不同的影响;(ii)大冲击或小冲击的影响是否不同;(iii) 低方差、负冲击是否对产出具有非对称 效应。本文通过讨论以上三种可能性，解释在什么条件下这些不对称可能会发生。
目前为止，经验主义文献关注的是一种特殊的不对称，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凯恩斯不 对称”，它指出积极的货币政策冲击比消极的货币政策冲击具有更小的实际影响，更极端 的来说，只有后者的冲击具有实际影响。我们还考虑了菜单成本模型所隐含的非对称效应 (见 Ball and Romer, 1990, and Ball and Mankiw, 1994)。在稳态环境下，标准菜单成本模型 表明，“大”货币政策冲击是中性的，因为企业会发现调整名义价格是最优的，而“小” 货币政策冲击有真正的影响。
最后，本文考虑一个小的消极货币政策冲击的情况对名义需求负面冲击的影响。考虑 一个动态菜单成本模型，其中存在正的稳态通货膨胀，企业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免费改变 价格，但如果企业想在这段时间内改变价格，就必须支付菜单成本。这就产生了一个不对 称定价规则，在这个规则中，“不作为”对于更大范围的负面冲击比正面冲击是最优的。 我们称这种情况为“混合”不对称，因为它与传统的凯恩斯不对称和菜单成本不对称都有 相似之处。
我们调查了美国战后两组不同的季度数据。首先，我们使用 M1 作为关键的货币变量， 考察了 Cover(1992)之前所采用的 1947-87 年期间的数据集。第二组数据是 1960- 1995 年 期间的数据，此前曾由 Christiano、Eichenbaum 和 Evans 等人研究过(1996 年)。在这里， 我们根据联邦基金利率(负值)来衡量货币冲击。我们发现 1947 年到 1967 年之间是低增长、 低方差的时期，1968 年之后的大部分时期是高增长、高方差的时期。当我们检验非对称效 应的存在时，我们发现消极的货币供应冲击比积极的货币供应冲击具有更大的实际影响。
模型说明
考虑一个具有向下(向上)粘性(灵活)名义工资的模型。假设劳动力市场最初以与当前名义需求水平一致的价格水平(和预期价格水平)对应的名义工资出清，并且长期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意味着供给曲线在预期价格水平上将是垂直的，但在低于预期价格水平的价格水平上将是正倾斜的。因此，名义需求的意外增长将是中性的，但名义需求的意外下降将与较低的产出和就业相关。我们遵循Ball and Romer(1990)和Ball and Mankiw(1994)，考虑一个有许多定价代理的经济体，每个代理都充当生产者/消费者。每个代理商生产一种差异化商品，以名义价格P出售i．假设有一个小的菜单成本，表示为s>0，改变名义价格。假设代理人i的效用是：
其中Y表示总实际支出，P是总价格水平，而Di 是一个虚拟变量，当价格变化时等于1，否则为0。我们假定Y=M/P，其中M为名义货币存量。式(1)可以写成：
意味着对于一系列货币供应变化，不作为是一种可能的均衡。在标准的菜单成本模型中，企业的行动取决于他们观察到的货币政策和他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
实证方法论
我们的实证方法论与Barro (1977, 1978)， Barro和Hercowitz (1980)， Boschen和Grossman(1982)，特别是Mishkin(1982)中用于测试基于信息的非中性新古典理论(Lucas, 1972, 1975)的方法有关。DeLong和Summers(1988)和Cover(1992)检验了积极和消极的货币政策冲击是否对实际活动有不同的影响，并在美国数据中发现了传统凯恩斯不对称性的有力证据。Cover(1992)的方法可以总结如下。首先，要同时估计：
比较案例4和案例3是一种评估积极冲击是否中性的方法。如果这些检验通过，且负冲击的系数显著为正，则数据支持传统的凯恩斯不对称假说。另一个不对称假说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验证。
根据美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本节中，我们对上一节讨论过的名义需求对实际活动的不同非对称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研究了美国两组可供选择的季度数据。第一组数据涵盖1948-87年期间，第二组数据涵盖1960-95年期间。对于第一个数据集，我们使用M1的对数作为货币政策的量度量。在近期的数据集中，我们使用了联邦基金利率(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度量。
采用M1的一组数据结果为消极货币政策冲击比积极货币政策冲击的实际影响更大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所有类型的冲击对产出有相同的影响——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具有对称的影响。因此，虽然证据并不直接与以前的证据相矛盾，但结果并不强烈支持传统的凯恩斯不对称。
我们认为上述结果可能会受到M1需求结构不稳定的阻碍。历史研究表明，M1需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相对不稳定。这意味着上述冲击，作为“货币政策”冲击，很可能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冲击的混合(参见Baba、Hendry和Starr, 1992年，或者Stock和Watson, 1993年的讨论)。此外也有研究表示，联邦基金利率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货币政策指标。原因是，美联储的大部分干预是以非数量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接下来使用联邦基金利率而不是M1来讨论非对称效应的问题。
以上实证结果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经验证据支持货币政策混合不对称性。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结果提供了支持非对称假设的证据，并表明可以通过降低货币政策冲击的方差来增加稳态产出。如果货币当局要使货币政策更具可预测性，企业可能会改变其定价政策;这将影响到有实际影响的货币政策范围。
总结
实际总经济活动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的不对称，是一种在对经济的各种不同假设下可能出现的现象。不对称的具体界定方法在各个理论中有所不同，而且通常很难直接根据宏观经济数据检验潜在的假设。由于这种不对称效应在原则上不仅对我们思考宏观经济的方式有强烈的影响，而且对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有强烈的影响，因此，使用总体经济数据以实证检验这些不对称的证据变得较为重要。
在本文中，我们关注了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影响方式中可能存在的不对称性。我们强调了在这些模型中出现的不同货币政策冲击之间的可能区别，并将其与在许多历史研究中进行了实证研究的传统凯恩斯不对称性进行了比较。
原则上，菜单成本模型暗含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不对称效应，而不是之前的论文中检验过的正冲击和负冲击的区别。在基本菜单成本模型中，对大和小冲击的定义主要采用其冲击量级大小(非随机环境)或方差大小(随机环境)来区分。然而，在稳态通货膨胀情况下，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可能也有区别，而本文所采用的不对称性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对称性不同，因为后者不通过冲击的大小来区分冲击。
通过对美国战后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使用M1数据时，我们既不能否认冲击是对称的，也不能否认负冲击与正冲击具有相同的效果(但两种类型的冲击都是非中性的)。然而，这些结果可能会受到M1需求不稳定的阻碍，我们认为同样的分析框架下，使用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而不是M1），能够获得更为清晰的结论，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分析，我们发现了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只有小的消极的货币政策冲击才有真正的影响。